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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人民网战“疫”人:“战地情缘”让我们勇往直前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更新日期:2020-05-04 浏览次数:

   Q1:为什么会去湖北(武汉)采访?崔东:我是一个东北人,父母在东北老家退休后,返聘到了武汉,目前已经在武汉定居两年多,本来今年过年,我是要去武汉陪他们的。

   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,我便取消了原来的出行计划,打算留守在北京。

   在我退票的第二天,因疫情迅速变化,公司决定成立人民网赴武汉报道组。

   临近年关,有一部分同事已经回家过年,得知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,我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长期作战,八年的新闻编辑经历,知道去前方应该报道什么,加之对武汉的情况又比较熟悉,可能当时没有比我更适合去武汉进行报道的记者了。

   在我得知消息以后,没有多想什么,就觉得去武汉是一件正确的事。 Q2:“逆行”采访,家里人支持、理解吗?崔东:在我做了决定之后,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 我想过要不要瞒着他们,但过年期间难免会跟家里视频什么的,到时候一定会穿帮,不如现在就告诉他们。 我跟家里说我的计划又变了,又要去武汉了。

   我母亲本能地担心我,说还不清楚武汉这边的疫情状况,怎么传播现在还没有定论,但在微信上看觉得挺严重的,让我不要来。

   我父亲倒是很坦然,说考验你的时刻到了,你如果不来,我们放心,你如果决定来,我们为你感到骄傲。

   我说我已经决定了,要去。

   但这次去武汉,我们约定好,互相之间不能见面,我怕万一把病毒传染给你们,或者你们出门被感染,无论哪个结果我都接受不了,父母同意了。

   Q3:坚守采访了多长时间?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?外出需要的防护装备怎么解决的?崔东:出发之前,领导们为我们送行,人民网总编辑罗华看我只背了个背包,拉个行李箱,觉得我的东西太少:“东西够吗,可能要坚持三周时间呢,需要什么给你们快递过去吧。 ”结果没想到的是,这一去,我们就在武汉“扎”了64天。

   走时是北京的冬天,归时是武汉的春天。

   罗总当时可能并不知道,我拎的行李箱里,是地方部给凑的全部防护设备,8套防护服,8套护目镜,若干口罩,但N95级别的特别少。

   在物资最短缺的时候,我跟王欲然手里最后仅剩两套口罩,用过的口罩真的不舍得扔,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缓解,能不能缓解。

   后来,是湖北频道的老师们给解决了物资的问题,而且再没短缺过。 在武汉的64天里,我们去过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,去过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,去过方舱医院、隔离宾馆、康复驿站,亲眼见证火雷二山拔地而起。

   见过空空荡荡的长江大桥,门可罗雀的户部巷,大门紧闭的黄鹤楼,无人问津的东湖绿道、楚河汉街,也亲眼看见这些地方,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。

   Q4:钟南山说,“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,肯定能过关。 ”您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么?崔东:武汉的“码头文化”,在之前更多的给我一种粗放的印象,武汉人的大嗓门也强化了我这种印象。

   但经历过这次深度采访,武汉人用他们的言行,纠正了我狭隘的认知。

   在火神山施工现场的采访中,有一位衣着干净开着私家车的大哥与泥泞的工地现场格格不入,我们以为是附近高档小区的业主来看热闹,没想到是大哥说今天是年三十,看着工人在雨中干活心疼,想做点儿什么来给大家打气,这位大哥从车上搬下食品和饮料就走了。

   同样是在火神山的采访中,采访结束后,我和王欲然已经被雨淋湿,在工地出口处有一位大姐,在给工人们盛着冒热气的藕汤,看见我们扛着相机、三脚架,不由分说地给我们也盛了两碗,让我们喝完再走,汤里还给舀了块排骨。 在我们顿顿方便面的那时,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一碗汤。 现在我更觉得“码头文化”指的是他们的侠义情怀,与直爽好客的性格。 Q5:身处疫情中心,会害怕吗?有没有哪一刻觉得特别担心呢?崔东:其实一开始选择来武汉,是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建设的。 总觉得像我这种身体素质,即使被感染,也就是一场感冒而已,康复了又是一条好汉。

   但即使这样,刚刚来到武汉时,也是有些紧张的。 习惯了畅快呼吸的人,戴上透气性差的N95口罩几个小时,是真的会缺氧的,我们就是在这种半缺氧的状态下落地武汉的。 这种状态下,你会怀疑武汉的空气中是不是也漂浮着病毒,那一刻是真的有些害怕的。 但随着我们的卫生机构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科学和全面,我们心里的顾虑就越来越少,做好科学防护就行,不必过多担心以及过当防护。

   最担心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的CT结果出来以后,当天拿到结果时,报告上的“左肺上叶前端少许磨玻璃影”的诊断,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担心,一方面担心自己染上新冠病毒,另一方面怕自己万一是感染者,恐怕已经让一个记者团的成员都成了密切接触人员。 后来请教了呼吸科的专家,说不用紧张,这个可能是前几年有炎症,已经康复了的表现。 加之后期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,这才稍稍安心。 Q6:疫情平复之后,最想做的事是什么?崔东:想做的事情太多了,想摘下口罩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篮球,想和在武汉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一起吃顿火锅喝杯酒,想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恼。 还有一个愿望,就是能和同行的伙伴们,在疫情过后,再回到武汉来看一看,看看那些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不戴口罩的样子。 Q7:经过此次战疫报道,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?崔东:记者这个职业,代表的是一种公权力,是人民群众授予你亲临现场、还原现场的权力。

   我们的使命和任务,是在调查和验证的基础上,尽可能将最真实情况,还原给我们的受众。

   无论何时,记者都不能忘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。

   记者不应该做“看客”。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,没有什么可以跟挽救生命相比。 我为能参加到这场抗击疫情的报道中而感到自豪。 (责编:宋心蕊、赵光霞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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